辞去华为荣耀总裁的职位后，刘江峰在最近半年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：“为什么离开华为?”
接受《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》(下称《21CBR》)记者专访时，刘江峰说，实际上，这是很多因素的发酵——有外界的诱惑，也有内心的不安分，“离开一个组织，既有推力也有拉力，这是相互的”。
6月9日，刘江峰作为优秀校友代表回到母校东南大学演讲时，引用了罗马尼亚诗人索雷斯库的诗《雷雨》作为开篇：院子里/闪电在为母鸡/充电。他开玩笑说，这个时代，连诗人都变得如此充满科技感，有时候甚至会恍惚，这个时代到底是好，是坏?为什么连诗歌都变成这样了?
这个困惑没有标准答案，就像刘江峰对人生的再选择，也无法判断其对错。
“不过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，我想在人生的后半段过不一样的生活，至于如何不一样，我还没想清楚，就像不曾想到今天会坐在这里接受采访一样。只是下意识地觉得，不管如何，应该去经历。”
刘江峰选择告别深圳，北上创业。他自嘲在44岁的年纪却过上了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“双城记”生活，原本耳熟能详的“北京欢迎你”，却也成了忽悠，“北京根本不欢迎我，既买不了房，也买不了车，交通那么拥堵，好天气还得掰着手指头数”。
不过，选择从来和年龄无关，只和心态有关，“创业是一种病，病人不要命，那已经是没办法了”。
光阴的故事
2013年，赵薇执导的电影《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》在东南大学取景，四牌楼校区中央大道两边浪漫的法国梧桐、涌泉池、大礼堂是整部电影中最具辨识度的高校场景。
和影片中的主角一样，刘江峰的大学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所以他看《致青春》时感慨良多，毕业多年后回归母校，难免会被问到关于青春的故事。他笑言，现在早就不知道90后们的口味轻重，大叔的年纪哪里还好意思回忆青春?
刘江峰称：“青春的列车没挤上，也根本挤不上。”他只记得自己住在12室，和11室的东北帮打过架，学校的大排骨很美味，校门口的小煮面特好吃。他酷爱踢球，学了四年号称“爱情冲锋枪”的吉他，可惜扫了四年一个都没扫着，学计算机专业的他，只能常泡机房。
刘江峰读大学的年代，计算机远不像现在这么普及，一台要2万多元，上机需要学校的“机票”，可每学期限量的几张完全无法满足需求，就只好自己打印机票，然后盖上自刻的“萝卜章”。
毕业后，刘江峰被分配到浙江，在邮电通信干了四年，研发的产品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江湖大佬的标配：大哥大。“那时候天天努力干活，最早到岗最晚下班，感觉真的很好，在小企业里可以锻炼全面的才能，学到了非常多东西。”
从那时候起，刘江峰渐渐明白，不断地学习，才能让自己往前走。
1993年，刘江峰的月工资是300元，“厂长后来觉得成事还得靠我们这些年轻人，于是又涨到了400元，这对于干了一辈子，只有170元的老工程师来说，简直是颠覆了他们的世界。”但3年后，当华为给刘江峰6000元月薪时，他也感觉这个世界被颠覆了。“深圳刚起来时，就是用最好的待遇挖来最好的人，当时这个工资已经超乎我对于金钱的认知了。”
刘江峰加入华为19年，虽然外界大部分人津津乐道的是最后一年里他做了荣耀手机，但实际上他也参与了中国第一个自主研发的GSM系统——华为GSM系统的开发，由此带来的成就感甚至高于荣耀。
刘江峰将那段岁月总结为“无知者无畏，有志不在年高”，“当时我们就10个人开干，但只要学过通信都知道，那可是5000人的活。”因为这份工作，刘江峰意识到，有时候很大的事情也可以从小开始做。
“华为在中国实现了0到1的突破，但是在国外市场做到了1到100的成长，不过现在华为在中国的无线通信市场也已经占据了40%的份额。”刘江峰很佩服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当时的远见与魄力，愿意忍受煎熬，去赌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。
成为一棵大树
索雷斯库并不是只会写类似《雷雨》这样吊诡的诗句，他也会写励志鸡汤：“你内心必须具有某种使你难以入睡的东西，某种类似于细菌的东西。倘若真有所谓志向的话，那便是细菌的志向。”
在刘江峰的内心，那种类似细菌的东西在蔓延，如果没有勇气离开华为和深圳这种日渐舒适的环境，就无法领略外面的风景。他是个爱冒险的战士，即便是运动，他也偏爱羽毛球、游泳、高尔夫这些竞技类项目，而不喜欢自己和自己较劲的跑步。
离职后，很多人猜测，刘江峰会去哪儿?加入小米、联想，还是自己创立手机品牌?不过，他没按大家想象的故事脚本演进，而是带着生鲜电商多点(Dmall，下称“Dmall”)杀入了“电商最后一片蓝海”，没有商业计划书、没有Logo，天使轮就拿到了1亿美元，估计很多人会说，这是刷脸、刷人品。
Dmall的口号是“Dmall and More，让生活多点不同”，通过与线下传统商超合作，用O2O模式来做生鲜和百货。Dmall不涉及冷链和商品本身，而是依托传统商超来做供应链，Dmall为商超提供电商平台和“1小时送达”的配送服务。
刘江峰知道，生鲜并不是传统商超的主要利润来源，但却是一个上好的入口。Dmall的商业逻辑便是以生鲜切入，逐步搭建传统商超的线上全品类平台，用户量上来后，再考虑通过分成或者增值服务来实现盈利。
近几年生鲜电商的成绩并不漂亮，但刘江峰认为现在进入仍大有可为。“消费思想、消费行为都需要成熟，成熟就需要时间，这两年市场玩家多，投资也多，能让消费者慢慢习惯在线上购买生鲜。”
除了培养购买习惯外，Dmall还在尝试改变商超与消费者的买卖意识，“传统的生鲜没有标准化，也没有品牌，但它们需要品牌化、标准化，所以现在我们与线下合作伙伴沟通的时候，对他们的菜品生鲜要求很多，不仅是质量、管理到位，在包装方式上也尽量标准化，以前一斤斤散卖，现在得一盒盒标准地销售。”
上线两个月以来，Dmall已经在北京完成了与物美、顺天府的合作，日销售额最高超过1000万元，组建起了1300多人的团队，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慕名而来的，不乏来自唯品会、京东、物美的高管加入。
因为华为荣耀，刘江峰成了很多人的偶像，现在因为Dmall，他又时常被关注。只是在所有的社会角色里，刘江峰最喜欢的还是回归家庭，自在又自由。私下里，他也像是个大家长，下属评价他：有魄力、有威信却从不摆架子。
Dmall的一名员工告诉记者，团队刚成立的时候，刘江峰有天驾车带大家去郊外登山，，来回都是他在开车，而同去的下属们则累得睡了一路。这大概也应了刘江峰所说的改变：“以前是大树底下好乘凉，现在自己要成为一棵大树。”
莫斯科不相信眼泪
刘江峰在离职感言中写道：时间未老，理想还在。
当被追问理想到底是什么的时候，他直言，从来都只是想“不求人，求自己”。太戏剧化的东西，往往会耐不住时间，简单务实的想法反倒让他坚持到现在。
因为在国企中要发展很难不求人，所以刘江峰离开了邮电通信，而离开华为也是为了“求自己”。很多人会好奇，作为荣耀的总裁，还会求多少人?他回答，不求人也需要代价，社会都是这样，任何组织都由人构成。
然而，变身创业者，成为更多人的保护伞后，就需要靠自己的力量在野蛮的商业社会里打天下。刘江峰说：“互联网的很多业务就是在突破传统经济的一些规则，国家也鼓励，但具体到个案总会有想不到的摩擦，需要跟国家管制、商业环境、政府关系、媒体关系等各种环节打交道，以前都是不需要去考虑的，但现在我们的快递小哥骑个小摩托，还可能被交管怀疑是非法运营。”
有时候，他也认同大部分华为出来的人很受职场欢迎，但创业反而不占优势，原有的工作环境相对封闭，思维也相对狭隘，总觉得付出总有回报，“实际上，这个社会复杂又急功近利，已经被教育成了‘莫斯科不相信眼泪’”。
处女座、AB血型的刘江峰自称是个复杂的矛盾体，可能还有点人格分裂。以前，任正非甚至常觉得他吊儿郎当，但实际上，在华为那么多年，也没耽误过任老板一件事。“因为我一旦开始做事，本质还是个龟毛且追求极致完美的人。看到别人不努力或者做得不好，内心很纠结。”
古人云：四十不惑。刘江峰摇头，人生哪有不惑的时候?更何况创业后，遇到的问题与之前不太一样了，社会迭代太快，“守天下”成了伪命题，所有的人和事都不进则退。
换了一种人生做Dmall的刘江峰，偶尔也会着急，不过并不是恐惧和焦虑，“这些负面情绪是源于对结果的担心，可担心本身并没有用”，而对结果，他笑称有莫名其妙的自信。
在世俗的价值观里，刘江峰无疑是成功的，他承认自己还算顺利，“我觉得70%还是要靠命，只不过，命为什么给你，不给别人呢?那才是剩下30%，好运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天上掉馅饼的事是有的，那为什么你接了，别人没接着，是因为你天天拿盆子在等着，而且盆子足够大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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